“恶意索赔”受限是必要纠偏

“恶意索赔”受限是必要纠偏

国家文物局局长刘玉珠表示,嘉德公司此举为社会力量共同参与抢救流散文物工作做出了表率。为做好郑振铎等抢救流散香港文物往来信札的保护研究与展示利用工作,国家文物局将这批信札整体划拨中国国家图书馆,与“西谛藏书”“木音信札”合璧收藏。

打击恶意索赔,政府部门、互联网平台和商家已有积极行动。据报道,今年7月,阿里巴巴正式上线“职业索赔联合治理工具”并向平台上的全部商家开放,联合政府、商家的力量,共同遏制职业索赔、打击恶意投诉举报。这不失为打击“恶意索赔”敲诈行为的有益探索。

由于这个议案提及到多个引人注目的屠杀案﹐因此较为顺利地获得了议会的支持。目前已经通过2读。明年将进入3读。如果最终顺利成为立法﹐那将具有法律约束力﹐促使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各种惨案﹐进入安省教科书。

他说﹐和黄素梅属于同一选区的现任进步保守党省议员白必勤提出的97号议案﹐是要求对世界上一批蒙受过大规模屠杀的地区﹐作为受到“种族灭绝”的情形来纪念。

国家出台《消费者权益保障法》,并祭出高倍赔偿的惩罚性规定,其目的是要保障市场正常秩序、切实维护消费者的现实权益。故此,该法第二条就明确规定:“消费者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其权益受本法保护;本法未作规定的,受其他有关法律、法规保护。”这里的“需要”“使用”“接受”三个关键词,既是对真正“消费者”的身份界定,也是对该法所要保护的“消费者权益”概念的边界厘清。

中国文化和旅游部部长雒树刚向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颁发捐赠证书,并宣布展览开幕。

对“恶意索赔”说不,既可有效保护商家利益,净化市场营商环境,也可大为减轻监管部门的行政负担,以利政府行政资源更好用于执法为民,其积极性值得关注与期待。对“恶意索赔”说不,既需要政府部门的潜心履职、依法行政和从严执法,让“恶意索赔”者受到得不偿失的惩戒,同时也需要唤起商家依法举报和勇于较真的维权意识,切忌以花钱买平安的息事宁人态度姑息纵容。张玉胜  漫画/陈彬

曾几何时,一个叫“职业打假人”的群体饱受舆论争议,如今这种行为却被异化为借打假之名、行敲诈之实的“职业索赔”勾当,甚至已呈现专业化、规模化、团伙化的泛滥趋势,并有所谓“一买、二谈、三举报、四复议、五诉讼”的套路模式。这显然有违“打假”本意、有害市场秩序,更曲解和利用了“假一赔三”、“假一赔十”等惩罚性条款。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此作出“不予受理”的新规,显然具有拨乱反正的纠偏意义。

反观恶意索赔者,他们所谓的购买行为既无“消费需要”,也不打算“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而是要知假买假、借机敲诈、不当牟利。先是通过“一买、二谈”的手段威胁商家,谈得拢就拿钱走人,谈不成再走“举报”、“诉讼”程序。还有相当一部分的职业索赔人,他们不过是利用商品保质期、广告语描述等方面的漏洞,故意大量买入。由是观之,恶意索赔者并非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他们“打假”是幌子,“索赔”才是目的,其业内早有的“只关乎利益,无关乎正义”的职业坦白,无疑道出了本质。

法律所要保护的,应当是公民现实生活中客观存在的真实利益,这种利益具有需要用法律保护的正当性。而恶意索赔者并无现实利益存在,只是依赖法条的字面含义而主张享有利益。这种缺乏正当性的利益通常被称之为“寄生在法条上的利益”。如若保护“寄生利益”,势必会让法律变成了“制造纠纷的法律”。由此解读,让“恶意索赔”受限就是为了更客观、更准确地适用相关法条。

据悉,展览将持续至2020年2月26日。(完)

据介绍,今年9月,中国国家文物局获悉这批信札即将在香港拍卖,遂与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联系。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主动作为,在尊重商业规则前提下成功竞购并捐赠国家文物局。

以“打假”之名,通过恶意投诉而牟利的行为将从下月起受限。2020年1月1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新发布的《市场监督管理投诉举报处理暂行办法》将正式实施,其中明确规定“不是为生活消费需要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务,或者不能证明与被投诉人之间存在消费者权益争议”发起的投诉,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予受理。

这批信札主要是1952年至1958年间,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长郑振铎和“香港秘密收购文物小组”成员之间的往来信件、电报存根等共计166页,涉及收购小组成立、文物收购原则、真伪鉴定、资金筹措等多方面内容,记载了很多重要文物的抢救过程。